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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觀眾對影片的判斷不再單純依賴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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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實題材和現實主義創作逐漸受到觀眾認可

            自電影產業化改革以來,暑期檔已經成為每年最重要的檔期之一。2018年暑期檔,全國電影票房再刷新同期歷史紀錄。與此同時,雖然沒有去年同期《戰狼Ⅱ》這樣的爆款影片出現,但既叫座又叫好的現實題材影片不僅數量多,而且在電影語言上也有所創新。觀眾對影片的判斷也逐漸不再單純依賴明星,整個電影市場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理性發展趨勢。

            現實題材受追捧

            來自國傢電影局的數據顯示,今年6—8月,全國電影票房達173.7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2%。值得一提的是,與去年同期《戰狼Ⅱ》獨占暑期檔總票房1/3的情況不同,今年暑期檔雖然沒有出現超級爆款,但《我不是藥神》《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戲》《邪不壓正》《動物世界》等題材多元、類型多樣的影片,仍然支撐起瞭整個檔期的熱度,票房分佈也較去年更為合理。

            今年暑期檔的影片中,票房超過10億元的3部影片《我不是藥神》《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戲》都是現實題材影片。一直以來,現實題材、現實主義創作都是中國電影的優秀傳統,也是中國觀眾熱衷的電影類型。在中國電影產業迅速發展、全球電影交流日益深化的新語境下,現實題材電影創作如何更好地書寫時代和人民,如何給予現實生活更具當代性的觀照,如何將世界電影潮流中的電影類型本土化,是事關提升中國電影思想藝術質量和市場競爭力的關鍵問題。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今年暑期檔的不少作品在這些方面均作出瞭新的探索和嘗試。

            《我不是藥神》的監制之一寧浩認為,本土化是當下中國電影創作最核心的要義。“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電影人在學習類型片創作的過程中,都是從國外書籍和電影開始的,但我逐漸發現,文藝創作並不能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進行平移。”他說,中國電影必須從自己的文化中尋找有可能呈現的結構形態和故事形式,類型片到瞭中國也不能直接移植而不予改變。

            最近幾年,喜劇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頗受追捧,如何進一步探索和開拓類型片,一直是電影創作者努力的方向。“類型化並不等於不斷重復,直至把類型做到僵化,相反,類型化意味著在類型內部不斷鉆研,將故事做得更新、更好。”編劇張冀說,“比如法國和韓國的電影都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跟好萊塢抗衡,它們都擅長喜劇、犯罪懸疑和具有社會話題性的劇情片。我覺得這3個類型也是中國電影的優勢。”

            《我不是藥神》的另一位監制徐崢認為,喜劇不能僅僅滿足觀眾娛樂層面的感官需求,同時還要觀照人生。他表示,“所謂寓教於樂,就是把那些觀照和思考藏在‘樂’裡面,滿足瞭觀眾的娛樂需求,那也正是傳遞價值觀的最好時機。”

            青年導演為中國電影提供更多可能

            近年來,加大對青年電影人才的培養力度,越來越成為電影行業的共識。原國傢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從2013年開始,每年舉辦“中國電影新力量”論壇,並多次組織優秀青年導演赴美國好萊塢學習調研。與此同時,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的“青蔥計劃”、賈樟柯導演主導的“添翼計劃”等,也都從創作理念、資金、資源等多方面為青年人才提供支持。受益於這些青年電影人才扶持項目,一批青年電影人才已經成長起來,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生力軍。

            今年暑期檔,由韓延、文牧野、閆非、彭大魔、黃渤等新生代導演創作的《動物世界》《我不是藥神》《西虹市首富》《一出好戲》等影片格外出新出彩。

            《動物世界》是青年導演韓延繼《滾蛋吧!腫瘤君》之後的又一部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漫畫改編電影,影片在奇幻中隱喻現實的故事設置和極具感染力的視覺呈現,為國產影片的類型化作出瞭新的嘗試。《一出好戲》是演員黃渤的轉型之作,上映後受到瞭市場的肯定。《我不是藥神》則是寧浩導演的壞猴子影業推出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作品之一。

            “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於2016年推出,簽約瞭十餘位年輕導演,幫助他們找項目、找人、找錢,與市場對接。寧浩認為,在對青年電影人的扶持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幫助年輕導演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我總感覺我的工作就像陪練,導演是拳手,我是陪練員,接下你打過來的拳,找到你的路數,把你激發得更好。我們會比較直接地選擇優秀的短片作者和導演,隻要覺得這個導演有能力,我們就開始很務實地合作,其實就是提供題材、提供劇本、提供服務、提供演員,盡量幫助他掃清創作道路上的障礙,盡快幫他跟市場進行對接,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希望能夠幫助年輕導演梳理並且建立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寧浩說。

            “青年電影人才對新理念、新科技的接受能力非常強,他們正在創造屬於當下中國的新的電影語言和電影表達,也有力地推動瞭中國電影工業化水平的提升。”中國電影傢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說。

            徐崢也談道,青年導演旺盛的創作活力為中國電影的發展提供瞭更多的可能性,“歐洲也好,美國也罷,他們都有各自對好電影的界定,但我覺得這些界定都是別人的,我們應當拍出中國觀眾自己認為好的電影來。當然,這種標準也不能說是我們孤芳自賞就行的,要站在世界電影的高度也能夠說得通。我們要擅於挖掘自己民族文化傳統裡的情感氣質,因為它深植於我們的民族精神文化之中,會引發觀眾的共鳴。”

            曾幾何時,“大內容品牌+大明星”的模式幾乎是一部電影獲得市場成功的保障,一些影片在缺乏優質內容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憑借內容品牌或明星的號召力賺得盆滿缽滿。然而,這個曾經被一些人迷信的公式在今年暑期檔破功。業內人士認為,經典內容品牌、流量加持、“回憶殺”等營銷屢試不爽的招數,在這個夏天遭遇的尷尬,或許對於中國電影而言恰恰是一件好事。

            “口碑對影片票房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市場的反應時間越來越短,從過去的幾周到幾天,再到如今的第二天就會有明顯反饋,口碑逐漸成為觀眾選擇電影的重要參考,也意味著中國電影觀眾和市場越來越趨於理性。”影評人李星文說。隨著觀眾的註意力從明星和品牌過渡到電影內容品質,市場對創作生產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也意味著中國電影市場走向瞭健康發展的良性軌道。